孝文化的社会辐射与渗透机理探析

    中国封建地主豪绅都有自己的独立武装，并且共有特点，那就是直接听命首领，一旦首领有失，便树倒猢狲散。如三国时的孙曹刘，靠的是血缘和地缘；袁世凯及北洋军阀靠的是业缘；南宋岳飞率领的“岳家军”和明代戚继光的“戚家军”对中国古代文明和领土维护起到了积极作用；毛泽东提出“党指挥枪”理论，也似与他深悉孝文化给中国军队带来各自为政的痼疾有关。

    孝文化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尤其巨大。湘、淮二军在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中始终士气高昂，为清廷建功立业，就在于这两支军队都是由同乡、同学、闾里、戚族、故旧等亲情关系建立起来的；秦末楚汉战争，张良更是以“四面楚歌”不战而屈人之兵；清末“洋务运动”的急先锋李鸿章，明知军制和武器落后，却不敢学习西方，个中原因，乃慑于祖宗成法不可变，还是孝文化在作怪。

 
    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都具有以下特点：（1）以地缘关系作始作俑起点如秦代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假冒楚国常胜将军项燕的名义起事（大泽乡原属楚），又夜仿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后政权号大楚；（2）借血缘关系号召民众，稳定民心和控制队伍。如张角黄巾军起义，主要将领张宝、张梁均是张角弟弟；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重要将领及执掌实际兵权的都是他们亲族；（3）当直接血缘和地缘关系难以发生时，就用泛血缘和泛地缘意识作支撑。如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口号就是“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享，有衣同穿，有钱同使”12。义和团运动提出“扶清灭洋”等等。

 
    可以说，没有孝文化作理论支撑，就没有农民起义，更不会有起义的胜利。

 
    孝文化对中国经济的辐射和渗透

    诸子百家最有影响的代表思想类型有三种：农家（徐行）“并耕而食”；道家（老子）“小国寡民”；儒家（孔子）“大同”，它们都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特点，都与孝文化有关。

    “并耕而食”是血缘意识下的家庭成员共同劳作的场景，《老子》第八十章言及“小国寡民”时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典型的恋土情景；《礼记·礼运》释“大同”云：“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这是泛血缘化意识。

 
    《吕氏春秋》为诸子百家代表人物作定语：“老聃（子）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杨）生贵已、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个中所“贵”，均可找出其中的孝文化内核。

 
    孝文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影响辐射和渗透到农业经济政策、地方经济发展、经济市场等诸多领域：如邓小平当时不以上海作为“经济特区”便是受血缘和地缘观念影响；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十八庄稼汉所立，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契约，便是以孝文化为支点，拉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使小岗村成为“农业改革第一村”；199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对管理体制实施重大改革，随后中国工商行政体制、中国技术监督管理体制和中国税收管理体制等，都作出相应重大改革，把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共同管理，变为条条（中央垂直）管理，避开了孝文化的消极因素地缘观念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1998年10月初，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安徽考察时，明确肯定了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政策，特别解释和强调了这一具有中国孝文化特征的农业生产方式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关系，以及实行这种农业生产方式的意义。